一个迫使我们注视的世界现象——中国血统作家用外语写作, Newspaper article about Chinese writers outside China, incl. Lulu in Holland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8年02月26日10:18 赵毅衡
 

 用外语写作的中国血统作家包括获得语作家和华裔作家。获得语,又称习得语,本为语言教学术语,指在第一语即母语中长大的人,通过学习得到的第二种语言能力。把这一群作家称作“获得语作家”,是为了与母语为外语的华裔作家相区别。 这两批作家用外语写的作品,时时落在双重语境的压力中,因而拥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获得语中国作家群

  一个多世纪前,中国文化人刚走出国门,就开始了获得语写作。不算容闳、辜鸿铭等人的非文学写作,第一位文学作者应当是清廷驻法国外交官陈季同,他写了一系列介绍中国文明的书,其中有改写成法文的中国小说,如《黄衫客故事》,所以他是获得语中国文学的祖师爷。而祖师母来头更大,那就是慈禧太后的宫廷女官德龄,清朝覆亡后,她用“德龄公主”(Princess Derling)的笔名,用英文写了一系列清廷秘史,她的“回忆录”实在过于生动,实际上是历史小说。

  从他们开始,20世纪大部分时间,获得语中国作家为数不多,却是涓涓不绝:30年代,有蒋希曾的英语普罗小说;30年代末起,林语堂开始英文创作生涯,他的英语长篇小说有八部,名著《京华烟云》曾被国际笔会提名候选诺贝尔文学奖;后来的黎锦扬写了九部英语小说,1957年的《花鼓歌》被改编成音乐剧,又拍成电影,名噪一时。近年,已八旬高龄的她又推出音乐剧《牌九王》;张爱玲50年代的许多作品都是先写成英语出版,只是由于中文本过于出色,让我们忘了这个事实;60年代则有周勤丽的法语小说《黄河协奏曲》(Concerto du fleuve Jaune);70年代包珀漪写了《春月》(Spring Moon)等一系列畅销小说;80年代亚丁的《高粱红了》(Le Sorgho rouge)等五部小说在法国引起读书界广泛关注。

  获得语文学的长长细流,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突然汛起,成为波涛汹涌的大河,许多作家出现,用各种语言写作,汇成锋面宽阔的大潮。一如既往,中国人的法语文学表现杰出:北京女孩山飒以《围棋少女》(Le Joueuse de go)连续获奖;2000年戴思杰的《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Balzac et la petite tailleuse chinoise)广受欧洲文坛瞩目,2003年又以《狄公情结》(Le Complexe du juge Di)获费米娜奖;用法语写作成就最大的,是七十高龄突然迸发创作热情的程抱一,他的《天一言》(Le Dit de Tianyi)1998年获费米娜奖,2002年又出版爱情历史小说《此情可待》(L’Eternite n’est pas de trop),该年程抱一被选为法兰西院士。用法语写作的人数众多,尚有应晨、魏微、黄晓敏、杨丹等。

  中国人的获得语写作在许多国家涌现,用获得语写诗的,英语有张耳、王屏、哈金、黄运特、李岩、张真等;用法语写诗的有程抱一、孟明、李金佳等。此外李笠用瑞典语写诗,京不特用丹麦语写诗。澳洲欧阳昱的诗歌,以出奇大胆的语言和思想挑战社会主流意识,挑战对华人温良谦卑的定型,获得诗评界广泛注意,欧阳昱尚著有长篇《东坡纪事》(Eastern Slope Chronicle)。用英语写小说的有英国的刘宏(代表作《惊月》,Starling Moon)、郭小橹(代表作《简明汉英恋爱辞典》,A Conci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for Lovers),用荷兰语写作的有王露露(代表作《百合剧场》,Het Lelietheater)……据说拉美还有用西班牙语写作的中国作家,只是至今访之未详。

  英语小说家人数最多的,还是在美国。裘小龙的“陈超推理系列”,从2000年的《红英之死》(The Death of the Red Heroine)起,至今已有五部。犯罪推理小说这种体裁,在英语文学中历久弥盛,裘小龙笔下的主人公却是个吟诗引赋的江南才子——上海公安局刑侦科长。西书中写,令人称绝。

  哈金1999年以小说《等待》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他平均每年得一次重要奖项,迫使美国文化主流注意 “哈金现象”。他的诗与小说,都是风格低调,叙述克制,几乎接近“零度写作”。固然无风格也是一种风格,但要把这种风格写好,绝不容易。另一些中国作家诗人,例如写诗集《灵与肉》(Of Flesh and Blood)、又写小说《美国签证》(The American Visa)的王屏,写的诗歌是大气磅礴洋洋洒洒的金斯堡风格,与哈金的低调正成对比,足见获得语作家风格多姿多彩。

  闵安琪是获得语中国作家中成名最早、创作最多、产量最稳定的人,基本上每两年就推出一本小说,她的作品有强烈女性主义色彩,把女性问题放在中国历代政治背景上展开。最近异军突起的青年女作家李翊云,2003年才开始写小说,2005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得到六个国际文学奖。其标题小说由导演王颖拍成电影,最近获得西班牙金贝壳奖。李翊云是新一代作家中的佼佼者。曾经有人担心获得语文学已过巅峰状态,现在看来前途似锦。

  关于获得语中国作家群,我们可以注意到几个特殊现象:一是几乎所有的获得语作家都是知识分子或干部家庭出生,真正掌握一门外语并能用之于创作,在中国人中尚是一个知识特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创作特质,与“美华文学”的唐人街社会草根经验大相异趣;二是大部分作品、题材都取自于他们的中国经验……林语堂写的基本上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哈金写的基本上是上世纪80年代前的中国,而李翊云写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对比华裔作家念兹在兹苦苦的“自我追寻”,他们在中国成长,因而塑造了坚实的自我,他们的中国人心灵,并没有因为选择外语写作而改变。

  用外语写作已成浩大声势
  由此,我们可以尝试回答一个难题:这些作家写出的究竟是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细读一下他们的作品就可以发现,这批作家写作用的语言是外语,思想意识却是中国式的,我们可以从作品中追踪他们“中文构思”的过程。甚至,他们写的外语也是一种特殊的、落在两个语境夹攻中的外语。这批作家把中国文学,或者说“文化中国”的文学,推出了汉语的边界,对丰富中国当代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作出了宝贵贡献。应当说,他们写的既是外国文学,又是中国文学。

  毋庸置疑,中国作家的获得语写作,已经形成浩大的声势。但是这个流派并不是单独出现的,在国际性的“文化中国”大范围中,同时还出现其它几个趋势:一是东南亚用非汉语写作的华人作家,例如新加坡英语作家林宝音(Catherine Lim)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成就巨大,马来西亚则出现用马来语写作的群体,如萧招麟、吴美德、诗人林天英、杨谦来等;二是从东南亚“再次移民”的作家,如从马来西亚移居英国的英语作家欧大旭(Tash Aw,代表作《和合丝厂》,The Harmony Silk Factory,以二次大战中的马来亚为背景),新加坡移居英国的新生代女作家陈慧慧(Hwee Hwee Tan,代表作《外国身体》,Foreign Bodies),从马来西亚移居澳大利亚的青年女作家张思敏(Hsu-Ming Teo,代表作《爱与晕眩》,Love and Vertigo),从印尼移民美国的才华杰出的诗人李力扬(Li-Young Lee,代表作《我在这城市爱你》,The City Where I Love You)等。从香港移居英国的毛翔青(Timothy Mo)书写的国际题材历史巨制场面宏大(如写鸦片战争的《岛之占有》,An Insular Possession),走出了一条获得语中国作家中难得见到的新路子;三是在英语环境中长大的美国华裔作家,在汤亭亭、谭恩美之后,已经涌现出创作更有成就的新一代,例如加拿大的“叛逆女”伊夫林•刘(Evelyn Lau,代表作《逃跑》,Runaway),美国的张岚(Samantha Chang,代表作《饥饿》,Hunger)、伍美琴(Mei Ng,代表作《裸体吃中餐》,Eating Chinese Food Naked),2004年何舜莲(Sarah Shun-lien Bynum)更以实验主义小说《马德莲沉睡》(Madeline Is Sleeping)入围美国图书奖。美华文学已进入了一个更加气象万千的新阶段。

  如果我们把前面所说的“获得语作家”与这些母语为外语的华裔作家合在一起考察,就可以看到,中国血统作家的外语写作,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全球化造成移民浪潮,也造成语言和文化更错综复杂的交流,而与这个趋势相对应,多元文化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样式、新的流派。这个全新的文化局面,正迫使中国读者和中国学界注视。

‘粮食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辩论会’ Newspaper article about among others Lulu’s lecture on food supplies in the world in general and in China in specific, March 2012, in Theater De Rode Hoed,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中新网 陈大会 16 March 2012 – 2:05pm

粮食在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确保稳定,中国政府至今仍掌握储备粮的供给。中国已经迈入超级大国时代,尽管农业粮食产量日益增加,但仍然无法摆脱对进口粮食的依赖。“谁来养活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普遍关心的话题。
本周二晚阿姆斯特丹De Rode Hoed中心剧场内,荷兰农业、环境基金会和青年食品运动协会联合举办了一场有关“粮食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辩论会,荷兰《人民报》记者Mac van Dinther、中国科学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宋一青研究员和旅荷华裔作家王露露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粮食问题

辩论围绕着“粮食问题是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展开。曾在中国西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的《人民报》记者Mac van Dinther表示,中国已经稳步走上了崭新的超级大国之路,但人口增长和对肉类、谷类食品的需求日益上升,粮食问题也随之凸现。数据显示,中国要以占全世界7%的耕地来养活占世界20%的人口。“谁来养活中国”成为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宋一青博士表示,粮食可持续性发展在中国的确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近年来她带领的研究小组尝试通过有机农业市场化、加大科技扶持和促进小农经济合作等方式应对这些挑战。宋博士认为,受到地区多样性的影响,大农经济和小农经济将实现共存互惠,而小农经济将在食品安全和粮食可持续性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质疑不断
现场的专家学者和从事农业贸易的商人们似乎并不认同宋一青博士的说法。许多学者纷纷质疑,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大农吃小农”方式打造集体化的农业经济模式,将生产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而将进一步加大农业失业人口。也有专家认为,由于过度开发土地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国政府为水土流失和耕地面积大幅萎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劳动者角度出发,有学者再度提出政府应该多关注“每天只挣1美元的农民”和“被迫留守家园的农村妇女”。

曾在荷兰瓦格宁根大学从事科研工作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宋一青坚持认为,“中国政府是一个对人民、对生态和环境负责任的政府,她坚信这一切会逐渐得到改善。”

全局眼光
旅居荷兰的华裔作家王露露认为,中国5000年来一直非常重视农业问题,当今的执政者们自然也不会忽视这一点。她提醒在场的专家和学者,看待粮食发展和食品安全的问题,比须考虑到历史发展的前因后果,独立、片面和肤浅的审视都不能帮助解决问题。她同时呼吁,荷兰人应该采取冷静和理性的态度加强和中国在文化和哲学方面的沟通,这样才能理解当今中国政府的执政方式,同时才能够更好的帮助中国推进农业经济发展。

作者:Xuanyan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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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应该采取冷静和理性的态度加强和中国在文化和哲学方面的沟通,这样才能理解当今中国政府的执政方式,同时才能够更好的帮助中国推进农业经济发展”,说得好!《谁来养活中国》是一本15年前的书。中国目前进口的粮食主要是大豆,其原因在于加入WTO后放开大豆市场,本地大豆在国外规模化种植的产品面前没有竞争力。目前农地流转的目的就是加大农业集约化程度,提高农产品竞争力,这一过程将一直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农业人口转非过程,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政府也不会傻到集中土地以致农民起义的地步。

中国目前仍是粮食自给的国家(荷兰不是)。中国不会倚靠乞讨度日,中国人会养活自己。“三农问题”在八十年代中期被提出来,对于一个工业化中的农民大国,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只靠理想主义者,而是需要像温铁军这样20多年在田间行走关注中国农民农村农业的人。记者和商人,需要多学习,需要真诚和爱心,而不是假模假势地担心别人跟你争粮食吃。
这篇文章写得好!乃荷广中文网中少见之有独立思考非人云亦云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