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瞎写小说，但钟情于诗歌。唐诗宋词就不用说了，现代诗也爱读。虽然五四以后有几个文豪的白话文作品令我五体投地，但触及我灵魂的文字还是流自徐志摩的笔端。比如，‘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 ’

在此诗面前，‘绝美’一词苍白无力，相形见绌。可惜的是，徐先生除了做诗，也曾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不愿相信，但似乎不得不信，因为不同的信息来源诉说着一个同样的故事。

当徐志摩的太太怀了他们第二个孩子时，这位准爸爸正忙着苦恋林徽因女士，并计划同他太太离婚，梦想着同林女士结成连理枝。徐让其太太打胎，太太不愿意，她说打胎可能会死人的。徐说，坐车还可能出车祸呢，难道人就因此不坐车了吗？结果他坐飞机出事了，但这是后话。

对我这个徐粉来说，这段传说太令我迷茫了。一个能写出比蜜还醇比吻还柔诗句的人，怎能对怀了他骨肉的妻子以及她腹中鲜活的生命说出如此冷若冰霜的话？不光是说，后来他还真的弃她而去。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虽然没被打掉，但他居然应了父亲的话，小小的年纪就离开了人世。

过去我不明白，为何语言同行动能有天壤之别？但现在懂了。佛家讲，言语道断。言语不是道，即便它把道理阐述得再明白，也不是道。道是要人行的。也就是说，爱不是说出来的，也不是写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难怪孔夫子说，君子纳于言，敏于行。再进一步，其实‘言行一致’应改为‘不言且行’。我们常说，这孩子‘不听话’，不乖。按照佛家‘言语道断’来推理，孩子不听家长的话理所当然。我认识一个荷兰儿童教育专家，她告诉我说，孩子不是通过做父母所说的而是模仿父母所做的而成长起来的。

常言道，父母师长要言传身教。根据佛家‘言语道断’来推理，言传可以省略，身教就够了。这话听起来有点极端，但想想看，为啥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也许是因为他们小时候听家长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但做起事来，根本不是那回事。这些人长大后，重复父母的错误，如此而已。

言语道断在鄙人看来还有一层含义：万事都是阴阳平衡，说多了，做的就少了，相反矣然。徐志摩的精力投入在撰写绮丽艳美的文字上，就很难剩下多少的精力投入于将诗句付诸以实践。否则啥好事都让他干了，别人岂不是一无是处？

英国作家毛姆有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有很多追随者，但她偏爱上了一个其貌不扬，名利皆无的男子。 大家百思不解，但小说的结尾道出了天机：女主人公爱上了那男人的poise – 宁静。毛姆对人的观察不愧入木三分。多数女人喜欢听男人的甜言蜜语，但她们委托终身的却多为少言寡语的男人。其原因之一在我看来就是佛家的言语道断。会说甜言蜜语的男人，把气力都投在磨嘴皮子上了，那还留下了多少精力来营造柔情似水的家庭气氛？

至于徐志摩，我做为他诗歌的读者，感到三生有幸，但假如如果我是他的妻子，就另当别论了。人无完人，尤其是天才的诗人。我们怎能用家长里短的标准来衡量用妙笔歌颂爱情的诗人呢？并且，徐志摩先生自己也在诗歌中爱与现实中情的夹缝中受尽煎熬。在有意无意之间，他用自己的生命对其言与行做了个了结，这不也是一种阴阳平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