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露逸谈11,黛玉的飘逸和宝钗的端庄,以及佛家的‘心行处灭’/Lulu Wangs Chinese colum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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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读《红楼梦》,义愤填膺。宝黛天生一对,一个风流绸党,一个潇洒飘逸 –住在潇湘馆,一个多情种 – 住在怡红院,一个痴情人,怎么就走不到一起呢?虽然我们可以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长辈出于金钱地位的考虑拆散了他们这对情侣,但贾母选择宝钗做孙媳妇难道仅是为了贾薛两家强强结合利益均沾吗?

记得我上大学时,和心理学系的一位同学来往密切。在相对保守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就冬天穿厚连裤袜和长筒靴,走起路来浑圆的臀部一扭一扭的。男同学一看到她,就两眼冒金星,喉结突起,欲言又止,欲罢不能。我走在她旁边,那叫自豪!至于她魅力四射,我自豪个哪门子,我搞不清楚,但我就是喜欢狐假虎威地和她在北大校园里迈方步,也可解读为示威,看哪个男同学有种敢上来和我的好朋友搭腔。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男生众星捧月似地崇拜那位女生,用后脚跟思考,也可推断出北大其他女生(除了我以外)基本上就恨她恨到柔肠寸断外加口吐白沫。事实也是如此。但这并不动摇我当她死党的决心。她参加什么心理学论坛,我就即刻对那个跟我专业八竿子打不着的论坛题目感兴趣,滥竽充数,也去听他们讲演辩论。论坛有时不在北大开,而在社科院心理学研究所几个助理研究员在东四二条的家里开。我也屁颠屁颠地跟着她去。 从中关村换三次公交车,把我一周的饭票钱都花在买车票上了,逃课挨教授点名道姓地骂,我也再所不辞。

但有一件事令我惆怅。我一个人的时候,常有女同学劝我别跟那‘贱货’来往,省得也嫁不出去。我把此类话一归总为她们嫉妒我那艳光四射的好友。不过后来男生也对我说同样的话, 我不寒而栗。他们说,和那女同学玩玩可以,但结婚免谈。我问他们为啥,他们答道,喜欢端庄的。我真讨厌这些男生的虚伪。 敢情他们是想和美人玩,和丑女过日子呀?不是高干子弟,香港富豪,爱国华侨,欧美腐朽没落国家的居民,谁能鱼与熊掌婚内婚外恋兼得?穷酸书生做黄粱梦去吧!

现在回想起那些男生的话,发现挺经琢磨的,这又使我想起儿时对贾母选择宝钗的不解。

黛玉对宝玉痴情,与他言语的缠绵,感情纠葛,为了什么?还不是因为她希望同宝玉长相守白头到老。宝玉何尝不是如此?他们又深爱着对方,又害怕失去对方,故为了一句话,一个字,一个眼神,互相猜疑,生气赌气斗气。

相反,宝钗不和黛玉争风吃醋 (她也没那资本 – 她知道宝玉把心交给了黛玉)。她不温不火,不言不语,稳重端庄。 难道这就是贾母选择宝钗的深层原因?就像我大学的男同学一样,他们更希望同稳重端庄的女生共度终生(至于这些女生婚后是否还端庄,会不会变成叉腰吊嗓子的河东吼,无人知晓。如果如此,也是那些男生不选择我那魅力无穷的心理学系女同学的报应!)。

平心静气地说,端庄为何对贾母和那些男生如此重要呢?佛家讲,心行处灭。无心求道,只踏实行去,则心自寂灭而道自在。端庄的女人,无心求道(无心吸引男人),只踏实行去(踏实做人,稳重做事,不急于和男人有感情纠葛,顺其自然),则心自寂灭(没有烦恼,没有猜疑,不生气不斗气),而道自在(女人的魅力就浮出水面, 正是如此,她们对男人就更有吸引力)。

论理说,再端庄的女人,也想找个如意君郎。但她为什么静若处子,不显山不露水呢?因为只有静,她才能接地气,使自身的魅力像酒一样在地窖里在黑暗中发酵。她一旦遇到心仪的男子,只要他轻启她的瓶盖,她就会像香槟酒那样,芳香四溢,魅力井喷。这就是佛教所说的,无心求道,只踏实行去,而道自在。

现在我意识到贾母和我大学的男同学也许不像我当时想象得那么顽固愚蠢。他们大概潜意识地了解心行处灭的道理。由此可见,古人视女人端庄稳重为美,虽歌颂飘逸多情的女子,但不把这种女子当作理想的婚姻伴侣,不无道理。

另外,如果一个女人既渴望找到如意君郎,又能韬光养晦,静若处子,不言不语,稳重端庄,可见她多么自信。她一定深信自己深藏的魅力能像阳光一样,透过她们缄默无为的乌云,照亮大地,吸引属于她的白马王子。而这种女人的心瓶一旦被开启,从她内心喷射出来的芳香酒酿将醉倒发现她的慧眼夫君,她内心放射出来的魅力将使哪怕是棚壁的洞房生辉增色,漆黑的夜晚亮如白昼 – 省得点洞房花烛了。

这就是心行处灭的奥妙,男择女的奥秘,也是贾母选宝钗的原因之一。起码这是鄙人对此问题的看法,您如愿意,也可称它为奇谈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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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露逸谈10,徐志摩醉人的诗句和他冰冷的语言,以及佛家的‘言语道断‘/Lulu Wangs Chinese colum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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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瞎写小说,但钟情于诗歌。唐诗宋词就不用说了,现代诗也爱读。虽然五四以后有几个文豪的白话文作品令我五体投地,但触及我灵魂的文字还是流自徐志摩的笔端。比如,‘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 ’

在此诗面前,‘绝美’一词苍白无力,相形见绌。可惜的是,徐先生除了做诗,也曾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不愿相信,但似乎不得不信,因为不同的信息来源诉说着一个同样的故事。

当徐志摩的太太怀了他们第二个孩子时,这位准爸爸正忙着苦恋林徽因女士,并计划同他太太离婚,梦想着同林女士结成连理枝。徐让其太太打胎,太太不愿意,她说打胎可能会死人的。徐说,坐车还可能出车祸呢,难道人就因此不坐车了吗?结果他坐飞机出事了,但这是后话。

对我这个徐粉来说,这段传说太令我迷茫了。一个能写出比蜜还醇比吻还柔诗句的人,怎能对怀了他骨肉的妻子以及她腹中鲜活的生命说出如此冷若冰霜的话?不光是说,后来他还真的弃她而去。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虽然没被打掉,但他居然应了父亲的话,小小的年纪就离开了人世。

过去我不明白,为何语言同行动能有天壤之别?但现在懂了。佛家讲,言语道断。言语不是道,即便它把道理阐述得再明白,也不是道。道是要人行的。也就是说,爱不是说出来的,也不是写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难怪孔夫子说,君子纳于言,敏于行。再进一步,其实‘言行一致’应改为‘不言且行’。我们常说,这孩子‘不听话’,不乖。按照佛家‘言语道断’来推理,孩子不听家长的话理所当然。我认识一个荷兰儿童教育专家,她告诉我说,孩子不是通过做父母所说的而是模仿父母所做的而成长起来的。

常言道,父母师长要言传身教。根据佛家‘言语道断’来推理,言传可以省略,身教就够了。这话听起来有点极端,但想想看,为啥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也许是因为他们小时候听家长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但做起事来,根本不是那回事。这些人长大后,重复父母的错误,如此而已。

言语道断在鄙人看来还有一层含义:万事都是阴阳平衡,说多了,做的就少了,相反矣然。徐志摩的精力投入在撰写绮丽艳美的文字上,就很难剩下多少的精力投入于将诗句付诸以实践。否则啥好事都让他干了,别人岂不是一无是处?

英国作家毛姆有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有很多追随者,但她偏爱上了一个其貌不扬,名利皆无的男子。 大家百思不解,但小说的结尾道出了天机:女主人公爱上了那男人的poise – 宁静。毛姆对人的观察不愧入木三分。多数女人喜欢听男人的甜言蜜语,但她们委托终身的却多为少言寡语的男人。其原因之一在我看来就是佛家的言语道断。会说甜言蜜语的男人,把气力都投在磨嘴皮子上了,那还留下了多少精力来营造柔情似水的家庭气氛?

至于徐志摩,我做为他诗歌的读者,感到三生有幸,但假如如果我是他的妻子,就另当别论了。人无完人,尤其是天才的诗人。我们怎能用家长里短的标准来衡量用妙笔歌颂爱情的诗人呢?并且,徐志摩先生自己也在诗歌中爱与现实中情的夹缝中受尽煎熬。在有意无意之间,他用自己的生命对其言与行做了个了结,这不也是一种阴阳平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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